人民日报记者 曲哲涵 谷业凯股票场内配资
对话嘉宾：
田轩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
韩凤芹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教科文研究中心主任
曹慧涛 西安中科光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尚朝辉 中国建设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不久前，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等7部门联合印发《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 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以下简称《若干举措》），就如何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作出明确部署。相关政策有何亮点？如何落实落细？我们专访了专家、科技工作者和金融机构相关负责人。
让科技成果从书架“走”上货架，离不开金融资本的支持
记者：《若干举措》提出，“金融资本是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力量”，如何理解这句话？
曹慧涛：作为科技工作者，我对此感受很深。
十几年前我在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负责产业化工作时，每年到全国各地参加各种展会推广技术。会上，很多企业对“样品”反复询问，颇有兴趣，但最后只能叹着气离开——没有足够的资金引入项目、“招兵买马”。因为缺少资金，我们光机所的一些工作也迟迟打不开局面，我身边也不乏科技企业在研发关键环节或者扩产能的关键时点，因为资金问题发展受阻的案例。
2013年，光机所联合社会资本成立了一支硬科技天使投资基金中科创星，给创业的科学家提供“第一桶金”，不到半年就孵化出6个产业化项目。截至今年5月，基金在管规模达到了130亿元，培育孵化了3家科创板上市企业、18家独角兽企业，8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88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有了金融资本的支持，才让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不再“沉睡”，从书架“走”上货架。
田轩：科技创新提速，需要金融资本不断提升供给能力，这在数据中得到印证。近年来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显著高于整体贷款水平；2024年末，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贷款余额分别同比增长21.2%、13.0%，均高于各项贷款增速。截至5月22日，科创债累计发行1.2万亿元，其中2024年发行0.61万亿元，同比增长了64%，主要支持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制造等前沿领域。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为初创企业提供前期资金，2024年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初创期项目占比近半。2024年资本市场科技企业并购成功率达到了93%，创近10年新高，半导体、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并购重组的主要领域。
可见，从初创期的研发到成长期的扩张，直至成熟期的技术升级和产业转型等，金融能够通过提供多样化的融资工具，为科技创新全生命周期提供稳定且可持续的支持，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提升国家整体科技竞争力。
尚朝辉：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凸显。金融资本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加大科技投入的重要载体，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驱动要素之一。
科技金融内涵丰富、手段多样。除了人们熟悉的信贷支持，像此次《若干举措》部署的金融创新，金融机构前期已有探索，成效初显。比如，建设银行集团引导建信投资、建信股权等子公司加大推进对科技创新企业的直接融资支持；参与成立规模100亿元的创业投资二级市场基金，为科技企业早期投资者提供流动性；落地并购贷款试点、科创票据承销等业务……今年一季度末股票场内配资，建行科创债券认购量同比增长138.78%；落地大型商业银行首笔实际投放科技企业试点并购贷款，苏州、南京、合肥等试点城市的很多科技企业从中受益。
完善“顶层设计”，提高科技金融体制活力
记者：新的举措中有哪些亮点？
田轩：《若干举措》主要从完善政策体系、优化市场机制、推动金融科技创新实践、强化政策协同等四方面完善了科技金融发展的顶层设计。
《若干举措》明确了政策导向，要求构建多元化科技金融支持体系，服务于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倾斜；完善了市场机制，通过优化国有创业投资考核评价机制、建立银行信贷支持科技创新的专项机制、健全债券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的支持机制、完善发行上市制度安排等，弥补市场包容度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低等问题，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健全了统筹机制，强化部门间和央地协同，助力提升政策执行效率，确保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连贯性和实效性。
尚朝辉：《若干举措》全方位覆盖了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各个环节、维度、周期的金融需求，系统性整合了创投、信贷、保险、资本市场等各项参与主体，形成体系化、多元化的金融支持体系，同时提出覆盖创投“募投管退”、资本市场“绿色通道”等全周期的政策工具使用指引，为后续政策落地提供了清晰的路径。
韩凤芹：《若干举措》切中了创新端的金融需求“痛点”。比如，在创业投资领域实现了“募资—投资—考核—退出”的全链条创新，明确设立“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并通过扩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试点范围、支持保险资金参与股权投资试点、鼓励社保基金和理财公司参与创业投资等举措，拓宽长期资本来源，解决创投行业“募资难”问题。再如，提出按基金生命周期考核国有创投机构，引导国有资本成为“耐心资本”，并优化私募股权份额转让等试点，健全退出渠道。这些措施系统性弥补了此前创投支持碎片化、国有资本考核机制不匹配等短板。
曹慧涛：《若干举措》突出了对“硬科技”的“精准滴灌”。在股权融资端，明确优先支持取得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科技企业上市等措施。在债权融资端，开创性提出建立债券市场“科技板”，这种“股权+债权”双轮驱动、聚焦“硬科技”突破的模式，较以往更贴合科技企业轻资产、高投入的特点，也为创投机构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长期收益，引导更多金融资本参与“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构建创投良性生态。
5月12日，西科控股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2025年第一期定向科技创新债券，发行规模3亿元，是全国首批科技创新债券项目之一，为我们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了更强的金融动能。
尚朝辉：《若干举措》为金融机构业务迭代拓展了空间。有了这份“指引”，金融机构将进一步拓展产品与服务的创新空间、投贷联动与资本市场的参与空间、考核机制与风险防控的管理空间。目前，建行能以全生命周期与全集团协同的“广域”视角，为科技企业配置“善科贷”“善新贷”“科技易贷”“科技研发贷”等金融产品，建立科技企业专属评价工具，创新中型科技企业智能化测额模型，破解对新科技“看不清、看不懂”难题。未来，我们有信心遵循新的“政策指南”，进一步提升科技企业的融资可得性。
韩凤芹：《若干举措》实现了风险分散机制创新突破。《若干举措》提出构建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保险产品体系，并创新风险分散机制。比如探索以共保体方式开展重大技术攻关、中试、网络安全等重点领域风险保障，开展重大技术攻关风险分散试点，同时鼓励保险资金直接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等。这些措施强化了保险作为科技创新“减震器”的功能，既降低了科技企业研发和成果转化的风险，也为保险资金服务实体经济开辟了新路径。
求精准、重协同，提高政策效能
记者：将《若干举措》落实落细，要把握哪些关键问题？
田轩：这是一个系统性政策安排，落实过程中要明确责任分工，加强各部门间的协同配合，确保政策执行的精准性和一致性，也要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和企业实际需求，因地制宜制定具体措施。
尚朝辉：面对科技创新迭代迅速的现状，金融机构要强化自身能力建设。比如，加强与科技企业的合作交流，培养复合型人才，了解科技创新的规律和特点，探索科技金融的新模式和新路径。再如，适应科技创新高投入、长周期、不确定性强的特点，强化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目前，建设银行在传统财务报表的基础上，创新推出“科技创新表”，使企业知识产权实现了“信用化”，兼顾支持创新与风险防控；此外，还通过银担合作、银保合作等模式创新推广风险补偿类产品，同时通过与政府、担保机构、保险公司等合作，加强信息共享，降低风险。
田轩：要与“全周期、全链条”等要求相适应，构建金融机构之间分工合理、有序竞争、高效联动的发展格局，建立多层次、多维度的合作机制。比如，建立完善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平台，要进一步促进数据共享和风险共担，提升整体服务效率。再如，推动行业自律，规范竞争行为，确保市场秩序稳定。最后，加强金融监管，确保金融创新在合规框架内运行，防范系统性风险，促进科技金融健康可持续发展。
曹慧涛：应加大政策引导力度，涵养创新根基。科技创新或许并没有失败一说，因为即使没有实现预期目标，也成功地证明了这条路走不通，乃至培养了人才，形成了一批知识储备。基于此，政府需要通过算区域经济发展“一盘棋”的“大账”和未来发展的“长账”，积极营造“不怕亏损、主动让利”的金融供给新氛围，增强财政资金“敢兜底”“愿兜底”的底气，调动更多社会资本踊跃支持科技创新，形成良好创新生态。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金融体系，我们有优势
记者：《若干举措》提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金融体系”，如何理解“中国特色”？
韩凤芹：“中国特色”核心在于立足中国科技创新需求与金融发展实际，通过制度创新打通“科技—资本—产业”全链条，形成与科技创新规律高度适配的金融支持机制。
“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坚持系统观念，一体推进科技金融部际协调、央地联动、财金协同。
其二，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将金融资源定向配置到“卡脖子”技术攻关、新质生产力培育等关键领域，与科技强国战略深度衔接。
其三，破解金融结构性矛盾，针对传统金融“重房地产、轻科创”的路径依赖，通过制度设计引导长期资本流向科技创新，解决科技企业“轻资产、长周期、高风险”特征与传统金融服务不匹配的问题。
记者：《若干举措》统筹推进创业投资、银行信贷、资本市场、科技保险、债券发行五项政策工具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韩凤芹：五方面统筹发力，是遵循科技创新“长周期、分阶段、高风险”的规律，通过功能互补形成全链条支持闭环。
其中，创业投资作为“生力军”，重点支持初创期、成长期科技企业，解决早期融资难题；银行信贷通过专项机制如科技支行、长周期贷款提供稳定资金，覆盖研发、中试等关键环节；资本市场包括股票与债券“科技板”，对接成熟期企业，通过直接融资支持规模化发展；科技保险作为“减震器”，分散研发、中试等环节的高风险，降低企业创新顾虑；债券发行则通过“科技板”等创新工具，补充低成本长期资金来源。五项工具协同发力，实现“早期有创投、中期有信贷、后期有资本、全程有保险”的全周期覆盖。
记者：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我们有哪些基础和优势？
田轩：在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的过程中，我们的基础和优势显著，包括制度优势、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强大的产业链基础以及雄厚的科技研发实力。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能够在政策制定、资源配置等方面形成合力，为科技金融体制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同时，金融市场体系成熟，涵盖银行、证券、保险等多层次金融机构，能够提供全方位融资服务。产业链完整且高效，上下游协同能力强，为科技创新提供坚实基础。科技研发投入持续增加，创新成果丰硕，为科技金融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尚朝辉：我国金融体系已经多年发展，形成了多层次金融支持体系。一是多层次金融市场协同发力。我国已构筑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区域性股权市场构成的多层次股权市场，银行间、交易所为代表的债券市场以及以银行系统为核心的间接融资体系，形成了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互补的多层次金融市场，可支撑科技创新的金融需求。二是金融机构专业化服务能力提升。历经多年的发展，我国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业专业能力稳步提升。三是耐心资本供给能力增强。《若干举措》逐步放开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等符合耐心资本特点的长期资金的投资限制，将为科技金融带来更多源头活水。四是金融科技赋能。依托于大数据、AI、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及各项国家级数据平台逐步建立，金融机构优化风控模型、贷后管理有了坚实的支撑，不断完善科技金融发展的基础设施。
曹慧涛：《若干举措》不仅强化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更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治理效能，为全球科技金融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范式。通过政策引导金融资源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股票场内配资，将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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